春秋休宁13：历史人物——毕　沅

毕沅（1730～1797），字湘蘅，号秋帆，清休宁闵口下毕村（今属屯溪区）人，寄籍江南镇洋县（今江苏太仓县）。幼年时，他的父亲便去世，他全靠颇有才名的母亲张藻抚育调教。6岁能读《诗经》《离骚》，10岁便通晓声韵，随后，又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、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，视野进一步开阔，学业大进，刚弱冠就中秀才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中举，年仅23岁，进京谋求发展，未三年就谋得内阁中书一职。不久，又充军机章京，与举人诸重光、童凤三等人同事。

乾隆二十五年礼部举行会试，毕沅参加了考试。考试结束后，他照常回到军机处办理公务。会试发榜的前一天傍晚，毕沅在值班时，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一份有关新疆屯田的奏折，毕沅闲坐无事，便饶有兴致地将这篇奏折反复看了几遍，其内容已是烂熟于心。第二天会试发榜，毕沅得中贡士。数日之后，他去参加殿试。当时新疆初定，乾隆皇帝准备在那里搞屯田，于是亲自出了与新疆屯田有关的“策问”题。对此，一般士子半天摸不着边，可毕沅因心中有底，答得特别顺手，写得格外翔实得体，得到主考官们的好评，只因书法稍差，初拟名次时，仅排在第四位。乾隆皇帝阅读前十名贡士卷时，发现前三名的卷子都不太满意，读到第四名毕沅的卷子时，觉得颇对胃口，大加赞赏，便亲自改为第一甲第一名。传胪大典时，毕沅第一个出列朝皇帝跪拜谢恩。乾隆见他仪表修伟，气宇轩昂，格外器重。从翰林修撰到侍读学士再到左庶子，他仅用短短五年时间，跨过常人一辈子也难以跨越的门槛。乾隆三十年，他又被外放甘肃巩秦阶道，从此开始由京官到封疆大吏的转折和跨越，直至嘉庆二年（1797）去世，他历任陕甘、河南、湖广等地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等军政要职近30年，其间尽管偶有升降沉浮，但始终是位高权重的一方诸侯。他之所以能这样长期稳坐钓鱼台，是与他为政勤勉和办事顾全大局的作风分不开的。

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000余万件档案中，仅毕沅一人在任封疆大吏期间上呈朝廷的奏折就达1000余件，其工作之勤勉由此可见一斑。乾隆五十二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夜间，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，堤溃城决，田庐湮没，百姓被淹死数十万人。当时毕沅正在河南巡抚任上，得知这一紧急情报后，认为赈济灾民如同救火，湖北虽不属于自己的辖区，但也必须刻不容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于是马上下令拨河南官库的白银40万两，派人星夜解运湖北作救灾用，调拨停当后再上书奏明朝廷。乾隆得知详情后，不但没有责备他擅自动用国库，而且还对他的做法大加夸奖，认为他不愧为封疆大吏，有胆有识，敢作敢为，对邻省的灾情没有袖手旁观，能顾全大局。这事过后没几天，他就被提升为湖广总督。

毕沅不仅有封疆大吏的风范，而且性情儒雅，爱才若渴。他是清代状元中最礼贤下士的孟尝君。他身边总是名士云集，当时著名文人孙星衍、洪亮吉、严长明、程晋芳等人都出其幕下。著名诗人黄景仁在京城为债务所迫，便慕名到陕西去找时任代理巡抚的毕沅，没想走到半路就病死了。毕沅得知后，为他料理后事，还派人送其灵柩回乡，安顿遗属。

由于毕沅如此礼贤下士，当时许多名士都乐意到他府中协助考订经史、编著书稿。他主持编写的著作有《传经表》《经典文字辨正》《老子道德经考异》《夏小正考注》《晋书地理志新补正》《三辅黄图》《关中胜迹图志》《中州金石记》《西安府志》《湖广通志》《史籍考》《续资治通鉴》等，还有校注《墨子》《山海经》《吕氏春秋》等。其中《山海经校注》和《灵岩山人诗文集》为其生平得意之作，而《续资治通鉴》则记载了上自宋太祖建隆元年（960）下至元顺帝至正三十年（1370）的中国历史，是后人评价最高、影响最大的一部与宋代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相衔接的编年体通史。

毕沅还是一个孝子。他当初离京到地方上当官时，母亲张藻特作54句270言《训子诗》，殷切期望儿子“不负平生学，弗存温饱志；上酬高厚恩，下为家门庇”。张藻病故后，乾隆皇帝特赐御书“经训克家”四字褒扬。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，特将室名称作“经训堂”，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《经训堂集》。

嘉庆元年，毕沅在镇压苗民起义时不得力，被解除职务，死后还被追究放纵农民起义之类的过失，削去世职，籍没家产。在清理其家产时，人们惊喜地发现了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一国宝，由于毕沅的精心保护得以传承后世，实属万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