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耀休宁39：抗战时期我的难民生活

从内心发出的声音：“感谢休宁人民！”

1937年，日寇占领南京，溯江而上，又占领芜湖，安庆吃紧了！当时安庆是安徽省省会，省府早已迁往石牌，后来又迁入皖西的立煌。省主席李品仙又是战区司令官，没有组织军队进行抵抗，任日寇长驱直入。安庆市内有钱人迁往内地，穷苦人只好背井离乡逃往附近农村。

那时，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哥哥早已离家出走，姐姐随国立第八中学(多是安徽流亡学生)迁往湖南。剩下只有我和母亲，在江南农村暂避，又随着逃难的人流涌向徽州，后来栖身于休宁南街的难民收容所。

难民所设在南街的一个祠堂内，主任姓汪，也是安庆人，我母与汪主任相识，承他的帮助，被安置在所内用高粱秆隔开的大房间内，每间房可住二十多人，通铺，男女分开。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流浪生活，每天每人可领到二角钱的生活费。

母亲在难童教养院教书。当时难童教养院刚建立，非常简陋，一间大厅堂，不分年级在一起上课。后来母亲由人介绍到海阳小学教书，我们搬住到文昌坊，可我仍在难童教养院读书。

母亲在难童教养院教书是尽义务的，在海阳小学以及后来在守志小学教书，每月才有极少的工资，生活仍很艰难。姐姐又从湖南经江西来到徽州，在柳塘小学教书。

休宁难民所大多是芜湖和安庆来的难民，光靠每人每天二角钱给养是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。有的摆地摊变卖携出来的衣物，有的学会用手工卷烟，这种纸烟质量低，比不上“小刀”牌、“美丽”牌等洋烟。休宁人民为了照顾难民宁可买质量低的手工烟。每逢过年过节，休宁人民为难民送来月饼、粽子、米粿。有一次日机轰炸休宁城，人们白天不敢待在城里，纷纷在城外山上躲警报。当地农民把刚成熟的嫩玉米煮熟送来给难民吃，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休宁城内空房比较多，我们先住南街后搬入文昌坊和北街。在北街住的时间最长。房屋虽是旧房，但都比较好，有玻璃窗，有水井、厨房，还有简单的家具。住了多年，从没有收过房租。住文昌坊四号时，房东王太太还教我唱京剧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休宁城里有名的中医吴鸣夔给难民看病不收诊费。他多次来我家为我母亲看病，亲切地称我母为解老师，从未收过出诊费。还有一位姓程的中医，他儿子程允璜和我是同班同学，来我家为我母亲治病，也同样不收出诊费。1992年，我去休宁访问，他二人都已过世。

我母亲在守志小学工作多年。有一次八月中秋，我们安庆人有“摸秋”的习俗，趁中秋节去田野摸取成熟的农作物，记得我和姐姐在北门外(今天休宁火车站附近)田野里摸摘毛豆(嫩黄豆)被人捉拿，后来附近农民听说是难民又是解老师子女，就没有过问了。回家后，遭到母亲的责备。

在守志小学我有不少友好亲密的同学，其中胡玉麟、仇耀宗和我关系最为密切。一直没有忘记他们。1992年我去休宁访问，听说胡玉麟仍住在西街，我到他家，不料他去医院看病去了。后来我又去访问原难童教养院的旧址，这里已改建为休宁县人民医院，旧房早已拆去。我想胡玉麟在医院看病呀，但时隔近50年，我二人均是白发老人，又如何相识呢？我就遍问和我岁数相当的老人，在取药处居然问到了胡玉麟。相见已不相识了，但谈起过去在守志小学的情景，不禁欢喜得跳起来。我们在过道上摆谈了一下，又在医院门口合影。因为我已买好去杭州的车票，必须赶回黄山市，不能久留，只好告别。在我70岁生日时出版的《友情集》中胡玉群有这样一段叙述：“我和寿湄就是在这样不寻常的岁月结下了难忘的同窗情。在同学中最要好的还有仇耀宗。我们三人最合得来，学习在一起，玩在一起，终日形影不离。由于寿湄是外地逃难来的，难免有同学欺生，我和仇耀宗就挺身保护他。回忆童年生活，还历历在目……”

在胡玉麟处，我打听到仇耀宗在重庆第九人民医院工作已离休。通过北碚第九人民医院的熟人终于联系上仇耀宗。

2000年，我和胡玉麟在成都参加徽州中学(现改为休宁中学)48届、47届校友聚会。成都聚会后，我们又来到重庆，仇耀宗已在菜元坝车站迎接远方的客人。我们童年时期的朋友终于见面了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休宁度过的。抗战八年，中国人民遭受沉重的苦难。患难时最能见到真情。休宁人民给予的帮助和安慰，使我们终生难忘。

（原载于2003年12月15日《黄山日报》）